高市早苗主导下日本宪改、防卫现代化与安保文件修订，推动军力扩张与军售国际化

高市防卫转型

自高市早苗连任日本首相以来，其主导的“高市2.0”安全战略持续深化，推动日本安全政策进入了军力扩张与防务外交国际化的全新阶段。最新发展显示，日本不仅在宪法层面确立自卫队合法性，强化多域联合作战体系，还加快“160岛导弹群岛”战略部署步伐，推动军售出口限制全面放宽，积极拓展与印太盟友的防务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军事扩张展开强烈反制，区域安全局势趋于复杂紧张。

一、高市2.0安全战略深化：自卫队写入宪法与五域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构建

2029年，日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标志着“能战国家”战略的正式确立，打破了长期以来“非战争国家”的限制。高市早苗强调，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区域安全环境，日本必须：

建立涵盖陆、海、空、天、电五域的全域联合作战体系，实现战略威慑与远程投射能力的质的飞跃；
通过提前修订2015年安保三文件，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强化战略自主权；
防卫预算首次突破GDP的2.5%，资金重点投入包括F-35系列隐形战机批量采购、出云级轻型航母升级改装、核动力潜艇服役加速、远程反舰导弹和反无人机系统建设，以及无人作战系统和远程打击力量的部署。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提升了日本多域作战能力，也为其在印太地区构筑强大军事存在奠定了基础。

二、“160岛导弹群岛”战略加速落地：与那国岛导弹部署时间表明确

作为高市战略的核心防御计划，“160岛导弹群岛”战略针对日本西南诸岛的约160座岛屿，计划部署先进防空和远程反舰导弹，形成覆盖台海及第一岛链关键通道的密集火力网。2026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

2030至2031年间将在与那国岛完成导弹部署，距离台湾仅约110公里，极大提升对台海局势的战略威慑能力。

该部署与日美联合军演和远程打击力量相结合，构筑对中国海域的实质压力，强化日本战略纵深防御。

三、日美同盟迈入新高度：联合军演规模创新高，情报共享与延伸核威慑强化

近年来，日美同盟不断加深战略协同：

连续四年举办“铁拳”联合军演，2029年演习覆盖日本海、东海及黄海，参演官兵逾千人，装备包括B-52战略轰炸机及先进电子战系统，重点演练岛屿防卫与多域联合作战；
美国明确承诺强化对日本的核保护伞，深化情报共享，这一承诺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支柱；
高市早苗多次访美，敦促美方强化亚太安全承诺，强调日本作为印太稳定支柱的关键角色；
美军核潜艇持续部署印太，成为美日联防的核心威慑力量，推动区域核战略协同升级。

这一系列动作大幅提升了日美联合防御体系的实战能力和威慑力。

四、军售国际化与防务外交扩展：废除“5类标准”，深化与太平洋岛国及台湾防务交流

日本在军工外交领域迈出关键步伐：

2026年2月25日，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正式通过建议草案，废除限制装备品出口仅限救援和运输用途的“5类标准”，允许向签署《防卫装备品及技术移转协定》（DTTI）的战略盟国出口杀伤性武器，开启军工产业链国际化新阶段；
2029年2月22日至24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了14个太平洋岛国防长会议，首次邀请7个东盟国家作为观察员，启动青年及中坚防务官员赴日交流计划，深化网络安全与防务技术合作；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积极与台湾展开军事实务研讨，成为东京与台北安全交流的重要桥梁，彰显日本对台湾安全的高度关注；
与那国岛导弹部署进展明确，强化对中国海域的战略遏制与第一岛链防御纵深。

军售国际化同时带动了日本防务外交的多维拓展，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五、新设情报与宇宙作战机构，强化制天权与网络战能力

为了应对现代战争的新兴挑战，日本成立了：

“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整合自卫队、防卫省及内阁情报资源，提升情报采集、快速分析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加强安全威胁预警与决策支持；
宇宙作战集团，专注卫星监测、太空防御与网络战建设，强化低轨卫星防御和制天权能力，直面中国“反卫星”武器威胁，体现日本新兴战场领域的战略布局。

这些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日本在太空与网络领域的防务能力进入系统化和专业化阶段。

六、中方强烈反制与区域安全紧张加剧

面对日本军事扩张，中国采取多层面强烈反制措施：

2026年及2029年，中国商务部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20余家日本军工核心企业及相关高校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向其出口关键稀土、半导体材料及高端合金，遏制日本军工产业关键技术供应链；
202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公开谴责日本推行“新型军国主义”，指责其军事扩张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日本“妄动”；
中方媒体持续强化日本“新军国主义”论调，钓鱼岛及西南诸岛海域军事对峙频繁，区域安全形势趋于紧张；
军事专家指出，解放军“东风”系列导弹已覆盖日本全境，若日本插手台海事务，风险和不确定性将大幅增加；
日韩美三边防务合作因历史及政治因素出现裂痕，韩国排斥日本参与联合军演，导致演习延期，加剧区域防务协调挑战。

这些反制举措与日本的扩军政策形成强烈对抗，令印太地区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